《新唐書》

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爲術猶簡。至於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於三代耶？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耶？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爲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説，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説，以著於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