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

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落下閎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黃帝《調曆》，「今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禦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説《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鬥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 光武建武八年，太僕朱浮上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尚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典治曆，但改易加時弦望，未能綜校曆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宿度相覺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鬥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鬥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琁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鬥二十一度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逆；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儻獲鹹熙。」於是《四分法》施行。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 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爲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在並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並列載於《續漢律曆志》。 安帝延光三年，中謁者亶誦上書言常用甲寅元，河南梁豐雲當復有《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審曆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雲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議者不同。尚書令忠上奏：「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亶等遂寢。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曆元不正故盜賊爲害。曆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曆數精微，術無常是。漢興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醜。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醜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故延光中，亶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又光、晃以《考靈耀》爲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敝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雲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志》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説，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