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後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曆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禦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正，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曆初。其曆鬥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鬥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鹹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鬱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 又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鬥曆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鬥分。推甲子爲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於星紀，得元首之端。飾以浮説，名爲《正曆》。 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曆》，説雲：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敍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 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 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迺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説，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 餘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絶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遠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 餘爲《曆論》之後，至鹹寧中，善算者李修、蔔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並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又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琅邪王朔之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鬥分，因其上元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薑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於漢魏，各自製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於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曆》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曆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説雲：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爲之差説。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曆非此，冤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鬥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爲鬥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鬥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鬥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鬥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鬥分粗，故不施於今。《乾象》鬥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鬥分雖在粗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迺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鬥分日在鬥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無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雲『三百歲鬥曆改憲』。以今新曆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迺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鬥曆改憲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