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書合鈔》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故古之哲王，法垂象以施化，考庶徵以致理，以授人時，以考物紀，修其德以順其度，改其過以慎其災，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者也。夫其五緯七紀之名數，中官外官之位次，淩歷犯守之所主，飛流彗孛之所應，前史載之備矣。武德年中，薛頤、庾儉等相次爲太史令，雖各善於占候，而無所發明。貞觀初，將仕郎直太史李淳風始上言靈臺候儀是後魏遺範，法制疏略，難爲占步。太宗因令淳風改造渾儀，鑄銅爲之，至七年造成。淳風因撰《法象志》七卷，以論前代渾儀得失之差，語在《淳風傳》。其所造渾儀，太宗令置於凝暉閣，以用測候既在宮中，尋而失其所在。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曆。一行奏雲，今欲創曆立元，須知黃道進退，請太史令測候星度。有司雲：承前唯依赤道推步，官無黃道遊儀，無由測候。時率府兵曹梁令瓚待制於麗正書院，因造遊儀木樣，甚爲精密。一行乃上言曰：黃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以黃道隨天運動，難用常儀格之，故昔人潛思皆不能得。今梁令瓚創造此圖，日道月交，莫不自然契合，既於推步尤要，望就書院更以銅鐵爲之，庶得考檢星度，無有差舛，從之。至十三年《新書》十一年，誤。造成。又上疏曰：按《舜典》雲：在璿樞玉衡，以齊七政。説者以爲取其轉運者爲樞，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用齊七政之變，知其盈縮進退，得失政之所在，即古太史渾天儀也。自周室衰微，疇人喪職，其制度遺象，莫有傳者。漢興，丞相張蒼首創律曆之學。至武帝詔司馬遷等更造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星度，與古不同。故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歷，今赤道曆星度，則其遺法也。後漢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奏言：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壹以赤道度之，不與天合，至差一日以上。願請太史官日月星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官考校。奏可。問典星待詔姚崇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以圓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日月行赤道，至牽牛、東井，日行一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此前人所共知也。是歲永元四載也。明年，始詔太史造黃道銅儀。冬至，日在鬥十九度四分之一，與赤道定差二度。史官以校日月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望日。儀，黃道與度運轉，難候，是以少終其事。其後劉洪因黃道渾儀，以考月行出入遲速。而後代理曆者不遵其法，更從赤道命文，以驗賈逵所言，差謬益甚，此理曆者之大惑也。今靈臺鐵儀，後魏明元時都匠斛蘭所造，規制樸略，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不置黃道，進退無準。此據赤道月行以驗入曆遲速，多者或至十七度，少者僅出十度，不足以上稽天象，敬授人時。近祕閣郎中李淳風著《法象志》，備載黃道渾儀法，以玉衡旋規，別帶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用法頗雜，其術竟寢。臣伏承恩旨，更造遊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中以立黃道，交於軫、奎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黃道之內，又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之數，動合天運，簡而易從，足以制器垂象，永傅不朽。於是元宗親爲製銘，置之於靈臺以考星度。其二十八宿及中外官與古經不同者，凡數十條。又詔一行與梁令瓚及諸術士更造渾天儀，鑄銅爲圓天之象，上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市，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帀。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自然擊鼓，每辰則自然撞鐘。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鎻相持。既與天道合同，當時共稱其妙。鑄成，命之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僚。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不復行用。今録遊儀制度及所測星度異同。開元十二年分遣使諸州所測日晷長短，李淳風、僧一行所定十二次分野武德已來交蝕及五星祥變著於篇。新書序曰：昔者，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星中以正四時。至舜，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已。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亦由古者天人之際，推候占測，爲術猶簡。至於後世，其法漸密者，必積衆人之智，然後能極其精微哉。蓋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而獨無所謂璿璣玉衡者，豈其不用於三代邪？抑其法制遂亡，而不可復得邪？不然，二物者，莫知其爲何器也。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而又作儀以候天地。而渾天、周髀、宣夜之説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數術之學。唐興，太史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稱精博，後世未能過也。故採其要説，以著於篇。至於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有司所宜謹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