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宇集》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畧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歳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員，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繞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積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某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畧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説。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爲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歴一月而中星移次，歴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停，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堯即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鬥度濶，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歳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賔出日，餞納日，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曰：《月令》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畧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説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説，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歳，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沖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叅之《大衍曆》及近世《景佑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敘《會天曆》者，又謂今不及六十年輙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説定之，而歳之必差可知矣。況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隂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説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説曰：何承天以月蝕衡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衡，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暮。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求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僅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像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年曆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呂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鬥，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辨，亦不必辨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歳，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歴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歳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