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二十三年，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曆》、《律曆融通》二書。疏畧曰：「高皇帝革命時，元曆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但討論潤色而已。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鬥曆改憲』。今以萬曆爲元，而九年辛巳嵗適當「鬥曆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曆元正在是矣。臣嘗取《大統》與《授時》二曆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處夜半之際，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嵗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葢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大旨出於許衡，而與衡曆不同。黃鐘乃律曆本原，而舊曆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呂爻象爲首。堯時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虛間，元人曆議亦雲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曆》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統曆》考之，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嵗，夏至午中，日在栁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之説合。此皆與舊曆不同之大者，其餘詳見《曆議》。望敕大臣名儒參訂採用。」 【略】其議漏刻也，曰：「日月帶食出入，五星晨昏伏見，曆家設法悉因晷漏爲凖。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爲異焉。元人都燕，其《授時曆》七曜出沒之早晏，四時晝夜之永短，皆準大都晷漏。國初都金陵，《大統曆》晷漏改從南京，冬夏至相差三刻有奇。今推交食分秒，南北東西等差及五星定伏定見，皆因元人舊法，而獨改其漏刻，是以互相舛誤也。故新法晷漏，照依元舊。」